一
黄河源与长江尾的“不期而遇”
扎陵湖，又称查灵湖，藏语意为白色长湖。它是黄河上游面积较大的淡水湖。位于青海高原玛多县西部构造凹地内，居鄂陵湖西侧。黄河自西南一隅流入，由东南一隅流出，湖心偏南为黄河主流线。这是来自百科上的介绍。以前并不知道扎陵湖，因一块“疯狂的石头”而记住了扎陵湖，大体了解了它的地理位置及重要意义。这块“疯狂的石头”，就是国家文物局定名的“尕日塘秦刻石”，一些学者如刘钊教授则更愿意称为“昆仑石刻”。
昆仑石刻
2025年6月8日公布的一篇两千多字的考古文章，意外引爆了持续数月的大讨论，迄今余波未歇。导火线就是当日发表在《光明日报》第11版“光明文化周末”栏目的《实证古代“昆仑”的地理位置》一文，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仝涛。该文首次公开了在黄河源发现秦代石刻，并称为“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留下的唯一一处还现存于原址的刻石，同时也是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处”，如此超高定位自然引发了广泛关注。《光明日报》后来专门设立“争鸣”栏目，支持和引导围绕昆仑石刻的学术辩论。截至9月底，《光明日报》自有平台和社交账号发布话题60余个、用户生产内容及交互评论10000余条，腾讯微信平台参与讨论文章4500余篇，全网流量1.7亿人次。
作为一个文史类图书编辑，我差不多从一开始就关注到“昆仑石刻”事件，在茶余饭后持续浏览《光明日报》和其他媒体平台、自媒体上发布的相关论争，为有理有据的一家之言喝彩。由于论争涉及较多古文字学、金石学、神话学、历史地理学、地质学等专业知识，往往在疑信之间摇摆不定。中华书局上海聚珍总编辑贾雪飞女士以果断干练、擅长沟通久为业界所闻，于7月初毅然向上海公司的老作者、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刘钊教授约稿，刘钊老师是较早参与昆仑石刻论争的学者，也有意撰写专著系统加以介绍，因此双方一拍即合。后来这部书稿交由我担任责编，负责与刘钊老师对接，盯紧书稿进展及交稿后的编校出版等环节。就这样，远在黄河源的秦代石刻，与身处长江尾的作者和编辑“不期而遇”。
二
抽丝剥茧去除疑伪迷雾
刘钊老师是位大忙人，而接近年末的时候又是忙碌季，所以交稿比原来的约定略晚些。不过，浏览书稿之后，感觉好在结构安排比较合理，行文较为平实流畅，引文基本上都列明了出处。随后进入细读环节，真切感受到了刘钊老师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，抽丝剥茧去除疑伪迷雾的心力；而我对昆仑石刻的看法，也从之前的怀疑，逐渐转为确信。
疑伪论者观点之一，认为刀法过于新，昆仑石刻必为当代人所伪造。刘钊老师认为，如果未经野外目验，也没有地质知识和刻石经验，仅据照片看去就感觉“字迹太新”，跟真伪其实没什么关系。出土的秦文字石刻资料表明，当时已经有了平口凿平凿入刀的技术，汉代出土的手工业工具中有可称为“錾”的窄刃凿，还有凿刃微曲而口部平直的凿，相信秦代已经具备类似的工具，用这种工具刻石就会出现昆仑石刻文字那种平字口和平字底的效果。所以昆仑石刻的刻石刀法就是当时的通行技法，并不稀奇。
疑伪论者观点之二，认为石刻文字不是秦篆。昆仑石刻的文字，是哪一种字体？有的书法家认为是小篆，甚至有人说是玉箸篆，刘钊老师认为实在是不得要领。他用昆仑石刻文字与已发现的、时间确切的其他秦代文字做了比对，认为昆仑石刻的字体是典型的秦篆。他专门列了一张对照表，表中较多地选用秦末时期的文字来进行比较，如里耶秦简等，这是因为它与昆仑石刻的时代更为接近。从表中可以看出，昆仑石刻的文字从结构到体势，跟进行比较的秦文字都极其相像。
昆仑石刻与秦汉文字字形对照图（局部）
疑伪论者观点之三，认为石刻文字不美观庄重。有人认为有些字刻得很难看，或大小不成比例，如“皇帝”的“帝”字太小，“车”字下部一横向右上斜出，显得太随意，还有人说刻工对“皇帝”两字的刻写不够认真，犯了大忌等。刘钊老师认为，这类看法没有充分考虑到石刻的性质和具体环境。昆仑石刻属于个性化的作品，不会像秦始皇其他石刻一样规矩严谨。他指出，从秦文字的实际情况看，即使是皇帝诏书，也经常有刻写随意的现象。
疑伪论者观点之四，认为石刻上的历日不合，这是质疑最大的一点。最初石刻摹本作“廿六”，与秦始皇历日不合。刘钊老师从一开始就怀疑“廿六”为“卅七”之误摹，后来看到高清照片就确认无疑了。他在书中将昆仑石刻“卅”和“七”字与里耶秦简“卅”和“七”字做了对比，更加直观醒目。另有人认为“卅”中的一竖是最近新加刻的，其实是图片的对比度造成的误判。
疑伪论者观点之五，认为“五大夫”的级别过低，不能充当秦始皇采药使者的重任。刘钊教授认为这种看法不成立。他指出，战国时期有五大夫与公乘作为高低爵分界的规定，五大夫及其以上爵位才有税邑的权力，公乘及其以下没有税邑的权力。《秦始皇本纪》有始皇二十八年（前219）“五大夫赵婴、五大夫杨樛”（两位五大夫亦见于琅琊石刻）从始皇出游的记载，亦可见“五大夫”的身份显要，表明秦代五大夫爵依旧属于高爵。
疑伪论者观点之六，认为石刻中的“车到此”即车到扎陵湖附近不大可能。刘钊老师认为，这是因为很多人对昆仑石刻中的“车”字不理解造成的误解。扎陵湖地区海拔虽高，但湖周围地势平坦，车完全可以上得去，而且距离扎陵湖不太远的野牛沟、卢山等岩画上已有两马驾单辕车、车猎形象，可见当地先民用车历史深早。“车到此”的“车”，既有可能是本来随行的车，也有可能为路上购置或傭僦的车。从秦始皇陵出土的铜车马来看，秦代造车技术一流。
如此等等，凡是学术界和社会上关于昆仑石刻的几乎所有的质疑，刘钊老师皆用证据说话，条分缕析，还原了历史真相。看《发现“昆仑石刻”》，颇有探险、解密的乐趣。
三
考古发现揭开秦皇寻仙采药的隐秘史
昆仑石刻作为秦代石刻，记载了一件鲜为人知的史事，而未见于秦汉最重要的史籍文献。司马迁《史记》、班固《汉书》都记载了秦始皇的寻仙采药活动，但这些活动都集中在东部或东部沿海，并未涉及其他地方，尤其是没有记载曾派人到青藏高原采药。一些疑伪论者也据此认为石刻不真。
考古队员在现场分析
刘钊老师梳理了《山海经》《穆天子传》等文献，根据这些文献记载，商、周已经与所谓西戎（郭璞认为即西王母）有往来。又据《楚辞》《尸子》《史记》等传统文献与汉镜等出土资料，认为战国时期登昆仑山拜见西王母并服食昆仑山上的长生药，似乎是当时人追求长生不死观念中的共识。这一共识，正是昆仑石刻所载秦始皇派人到昆仑山采药的认知来源。
编号7-105的里耶秦简有“求药天下，其县所有”等文字，已经表明了秦始皇的寻仙采药是举国行为，而且可以与昆仑石刻相互印证。既然是“求药天下”，自然包括了昆仑仙山所在的西部地区。刘钊老师从里耶秦简中发现了很多“求菌”的简文，他认为，“菌”应该是专指的，且很可能指的就是“灵芝”。“求菌”也就是“寻找灵芝”，具体就是指“采灵芝”而言。里耶秦简出土于湖南湘西地区，而湘西地区是灵芝的主要产地之一。“求药天下”这一举国行为中，选择在湘西“求药”和“求菌”，可能正跟湘西山多、气候适宜因而灵芝类的药既多又好有关。可见，秦始皇派使向西至昆仑、向南至湘西采药，都是其“求药天下”举国行为的组成部分。
除了昆仑石刻，其他未见于文献记载的考古学证据，也能佐证秦始皇寻仙采药。比如，辽宁绥中至河北秦皇岛的沿海地区，相继发现多处规模宏大的秦汉建筑群基址，如辽宁绥中秦汉建筑基址、北戴河金山嘴遗址和山海关区石河口遗址等，经研究认为，这些建筑基址应该是渤海西岸的秦代行宫遗址。这些临海的秦始皇的行宫也是不见于历史记载的，推想一定也与秦始皇的寻仙采药行为有关。刘钊老师认为，从这一考古实例也可看出，即使仅限于秦始皇的寻仙采药活动，历史记载也是挂一漏万，不可能全都有记录的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刘钊老师根据日本学者鹤间和幸的研究而略作修正，发现昆仑石刻与始皇帝陵、洛阳城、秦东门（江苏省连云港）精准地呈现一字排列。他认为，这很可能表明当时这些地方的选址，都在天文学星宿或分野的理论指导下经过占测和营造。
昆仑石刻的发现，揭开了秦皇寻仙采药的隐秘史，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复杂性与趣味性。读刘钊老师的新书《发现“昆仑石刻”》，不仅仅能获得关于昆仑石刻的真知正解，而且还能了解传统文献之外鲜为人知的隐秘图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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